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法勤工俭学浪潮,为中国近代美术注入了全球化语境。以杨秀涛、徐悲鸿、林风眠等为代表的艺术家,远赴欧洲系统研习西方美术,在吸收古典主义、印象派及现代主义艺术养分后毅然归国。他们通过办学兴教、创作实践与艺术革新,搭建起中西美术交流的桥梁。其中,杨秀涛作为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发起人之一、贵州美术教育奠基人,以多元的创作风格与深耕教育的执着,在近代美术转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其艺术实践与教育理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

　　民国画家;留法浪潮;杨秀涛;美术教育;中西融合

　　一、民国留法美术浪潮的历史语境与时代意义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传统艺术面临思想解放与形式革新的迫切需求。“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为中国青年接触西方艺术打开了窗口,形成了中国美术史上规模空前的留学浪潮。这一时期,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者与徐悲鸿、杨秀涛、林风眠、常玉等艺术家同期赴法,前者寻求救国真理,后者探索艺术革新之路,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时期。

　　1929年,刘海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杨秀涛、常玉、颜文樑、庞熏琹等留法艺术家纷纷加入,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艺术社群。他们不仅系统学习欧洲古典油画技法,还广泛涉猎印象派、野兽派、现代主义等前沿艺术思潮与技法,打破了当时中国传统美术的单一格局。留学期间,杨秀涛与颜文樑、刘海粟等人结伴游历意大利,深入文艺复兴发源地汲取艺术养分,这种跨地域的艺术考察,使其对西方美术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

　　这一时期的留学浪潮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封闭性。艺术家们将西方的造型体系、色彩理论与创作理念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美术从传统文人画的“写意”向“写实与写意并重”“中西融合”的现代转型,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

　　二、杨秀涛的留法经历与艺术风格的多元探索

　　(一)留学深造:中西艺术的碰撞与融合

　　杨秀涛(1896-1979),贵州江口县人,1923年赴法留学,先后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美术专科学校,主攻油画专业,1928年获硕士学位,期间游历欧洲11国。与常玉“不入学院、自由创作”的路径不同,杨秀涛接受了系统的学院派训练,同时主动吸纳多元艺术思潮,形成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气息的创作风格。

　　留学期间,杨秀涛的艺术才华已崭露头角。其《蒙特利公园的早晨》《巴黎植物园》《水果》《黑人》《女子》5幅作品入选1929年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入选数量与林风眠、潘玉良等名家相当,足见其艺术水准获得业界认可。这些作品既体现了学院派扎实的形体塑造能力,又融入了印象派对光色的敏感捕捉,展现了中西艺术融合的早期探索。

　　(二)风格革新:从学院派到现代主义的跨越

　　民国美术评论家李宝泉曾将杨秀涛与徐悲鸿、颜文樑、潘玉良同列为“官学派”(学院派),认为其风格偏向学院派与传统派,但杨秀涛的创作实践实则突破了这一界定。1932年刊载于《南华文艺》的油画《夏》,以三位裸女沐浴为题材,形体塑造扎实严谨,笔触却兼具印象派的自由与野兽派的洒脱,光色处理灵动自然与西方现代主义之父塞尚《大浴女》相互印证;而刊载于1932年第71期《良友》画报的《群马》,则摒弃了传统写实的细节刻画,采用平涂手法与装饰性构图,呈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成为其风格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此外,其“浮世绘”风格的油画风景,在构图与色彩运用上融合了东方美学意境与西方绘画技法,进一步丰富了其多元的艺术表达。

　　(三)代表作品深度赏析

　　1. 《夏》(1932年,油画)

　　作为杨秀涛留法归来后的代表作之一,《夏》以裸女沐浴为核心题材,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对人体题材的避讳,展现了西方艺术思潮对其创作观念的革新。作品在构图上采用三角形稳定结构,三位裸女姿态各异、相互呼应,形成动态平衡:左侧女子侧身屈膝,双手轻触水面,姿态温婉;中间女子背对观者,长发垂落,背部线条流畅柔美;右侧女子坐姿前倾,手臂自然舒展,头部望向远方,我们会发现弱化了五官的刻画,更多的是体量与动态表达,传递出悠然惬意的情绪。

　　在技法运用上,《夏》充分体现了杨秀涛对中西艺术的融合能力。造型上延续了巴黎美院的学院派训练功底,人体比例精准,肌肉与皮肤质感通过明暗过渡自然呈现,尤其对光线的捕捉极具印象派特质——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人物身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效果,皮肤色调在光影变化中呈现出暖黄与淡粉的渐变,既保留了人体的几何立体感,又赋予画面灵动的空气感。笔触方面,人物肌肤以细腻柔和的笔触刻画,而背景的树木、水面则采用洒脱奔放的写意笔法,与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形成暗合,实现了“写实造型”与“写意笔触”的有机统一。

　　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文人画“重神似轻形似”的单一审美,将西方人体绘画的科学造型与东方美学的意境追求相结合,既展现了对人性解放的时代诉求,又坚守了东方艺术的含蓄之美,成为民国时期人体绘画探索的重要范例。

　　2. 《群马》(1932年,油画)

　　刊载于《良友》画报的《群马》,是杨秀涛转向现代主义风格的标志性作品,与徐悲鸿写实主义的《八骏图》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民国留法画家对西方艺术的多元吸收。作品在构图上摒弃了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采用平面化的装饰性构图,四匹骏马错落排布,或昂首嘶鸣,或低头饮水,或侧身伫立,姿态简洁有力,充满动感与张力。

　　色彩运用上,《群马》突破了传统水墨画的黑白单色体系,以高饱和度的红、黄、蓝为主色调,马匹以朱红、明黄平涂而成,背景则用深蓝色块衬托,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兼具野兽派的色彩张力与浮世绘的装饰美感。笔触方面,作品摒弃了写实主义的细腻刻画,采用粗犷奔放的线条与色块拼接,马匹的鬃毛以急促的短线勾勒,肌肉轮廓通过色块对比凸显,既保留了马的雄健气势,又赋予作品强烈的现代感与表现力。

　　《群马》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并未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而是将东方艺术的“写意精神”融入其中——马匹的姿态虽简洁概括,却传递出“龙马精神”的文化寓意,色彩的运用既具视觉冲击力,又暗合了中国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红为喜庆、黄为尊贵、蓝为清雅)。这种“形简意丰”的创作理念,为中国现代动物绘画开辟了新的路径。

　　3. 《巴黎植物园》(留法期间,油画)

　　作为入选1929年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巴黎植物园》是杨秀涛留学期间对西方风景画的深入探索,展现了其对印象派光色理论的熟练运用。作品以巴黎植物园的一角为取景地,画面中心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远处矗立着古典风格的建筑,近处点缀着几棵高大的树木与散步的行人,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都市园林图景。

　　在光色处理上,作品极具印象派特质——画家以明快的色彩捕捉不同物体在自然光下的色调变化,草坪呈现出淡绿与鹅黄的渐变,树叶在阳光照射下分为深绿、浅绿与金黄等多种色调,天空则以淡蓝与白色笔触交织,模拟出云层流动的质感。光线从画面右上方照射下来,形成清晰的明暗对比,建筑的阴影与草坪的亮部相互映衬,赋予画面强烈的空间感与纵深感。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构图上融入了东方美学的“留白”理念,画面右侧与下方留有大面积的空白,与密集的树木、建筑形成虚实对比,营造出“虚实相生”的意境,避免了西方风景画过于写实的拥挤感。这种“西方光色+东方构图”的探索,体现了杨秀涛在留学期间就已形成的“中西融合”创作思路,为其归国后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基础。

　　4. 浮世绘风格风景(归国后,油画)

　　杨秀涛归国后创作的浮世绘风格风景画,是其对中西艺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化,代表作品包括《黔山秀水》《江口风光》等。这类作品以贵州的山水风光为创作原型,在风格上借鉴了日本浮世绘的平面化构图与鲜明色彩,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营造”与“笔墨精神”。

　　在构图上,作品采用浮世绘常见的横向长卷式构图,画面层次分明,近景为山石、树木,中景为河流、村落,远景为连绵的山峦,形成“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空间层次感。色彩运用上,以鲜明的色块对比为主,山石用深灰与赭石色平涂,树木以浓绿、浅绿分层刻画,河流则用淡蓝与白色勾勒,既具浮世绘的装饰美感,又符合中国传统山水画“青绿山水”的色彩审美。

　　在技法上,这类作品将西方油画的色彩叠加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皴擦点染”相结合:山石的纹理通过短促的笔触皴擦而成,树木的枝叶以点染手法呈现,既保留了油画的厚重质感,又赋予画面“笔墨淋漓”的东方意趣。作品的核心意境在于“情景交融”,画家通过对黔山秀水的描绘,传递出对故乡山水的热爱,同时将传统山水画的“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其中,使画面既有西方绘画的视觉冲击力,又有东方艺术的深邃意境。

　　杨秀涛的艺术探索证明,民国留法画家并非简单复制西方艺术,而是在理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基础上,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这种“兼容并蓄”的创作理念,为中国近代美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范式。

　　三、杨秀涛归国后的艺术实践与美术教育贡献

　　(一)办学兴教:构建现代美术教育体系

　　1930年回国后,杨秀涛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成为该校核心创始人之一。作为近代重要的艺术教育阵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打破了传统师徒相授的教育模式,引入西方美术教学体系,开设素描、油画、色彩等课程,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其学生顾廷康临摹的《林中浴女》虽显稚嫩,却印证了杨秀涛在现代艺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1942年,杨秀涛回到贵州,创建江口中学并担任校长,将个人画展所得资金全部投入教育事业;1948年任贵州艺术馆馆长,创办“艺术训练班”,首次推动贵州现代美术教育的体系化发展;1952年后,他在贵州民族学院等校任教,即便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平反后仍坚守教育岗位。从上海到贵州,杨秀涛将毕生精力投入美术教育,构建了“启蒙-培养-推广”的完整教育链条,成为贵州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二)艺术救国:坚守文化使命与精神立场

　　留法期间,杨秀涛与周恩来结为挚友,受其进步思想影响,坚定了“艺术救国”的理念,多次拒绝国民党从政邀请,专注于艺术创作与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小平仍多次书信问候隐居贵州江口老家的杨秀涛,这份情谊背后,是对其坚守文化使命的认可与敬重。

　　杨秀涛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频,其作品既展现了对西方艺术的借鉴,又蕴含着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将留学所学转化为艺术教育的动力,通过培养艺术人才、举办展览、推广现代艺术理念,推动了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尤其为偏远的贵州地区带去了先进的艺术思想,填补了当地现代美术教育的空白。

　　四、民国留法画家群体对中国近代美术的整体影响

　　杨秀涛的艺术实践与教育贡献,是民国留法画家群体的缩影。这一群体对中国近代美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创作理念的革新。他们将西方写实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引入中国,打破了传统文人画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写实与写意并存、中西融合共生”的艺术生态,为中国美术注入了现代性基因。

　　其二,教育体系的建立。除杨秀涛外,徐悲鸿创办中央美术学院,林风眠执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颜文樑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素描为基础、中西画并重的教学模式,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现代美术人才。

　　其三,艺术生态的构建。通过成立“中华留法艺术协会”、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创办艺术刊物等方式,留法画家群体搭建了艺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了美术创作的社会化、专业化发展,使现代美术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五、结语

　　20世纪的留法美术浪潮,是中国近代美术转型的关键契机。以杨秀涛为代表的留法艺术家,以“拿来主义”的智慧吸收西方艺术养分,以“文化自觉”坚守民族艺术根基,通过创作实践与教育深耕,完成了中西美术的对话与融合。杨秀涛作为上海新华艺专的发起人、贵州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其多元的艺术风格与执着的教育坚守,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内涵,更为后世艺术家树立了“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的榜样。

　　回望这段历史,民国留法画家群体的探索与实践,证明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与革新,在于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他们所开创的中西融合之路,所建立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

　　陈顺林,1985年出生于贵州省黔西市新仁乡

　　贵州省侨界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美术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1]谭好哲.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J]. 哲学研究, 2015(7).[2]光明网. 埃德加·德加:矛盾的画者[N]. 中华读书报, 2013-06-05.[3]澎湃新闻. 德加:不接受“印象派”标签的印象派创始人[EB/OL]. 2025-11-13.

　　[4]1926年是上海美专大力推广“文人画”概念的关键一年。222。在刘海粟继承陈师曾所提出的“文人画”概念,并以上海美专为阵地,在上海美专的暑期学校宣讲“文人画”课程、上海美专教员潘天寿也编写教材《中国绘画史》,重新梳理文人画谱系。

　　[5]笔者不详《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成立》[J],《福建教育厅周刊》第27期,福建教育厅编集委员会编,1929年5月24日,34-35页。[6]此处徐志摩致刘海粟信件内容参考财团法人立青文教基金会整理的常玉文献https://sanyu.org/document-info.php?lang=tw&Page2=35最后连接时间2024年5月6日。[7] Julia F. Andrews.“Sanyu et les modernistes de Shanghai.”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 Sanyu : L’éCriture Du Corps ; Les ÉTéS de La Modernité ;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16 Juin – 13 Septembre 2004]. (Bianchini M-C, ed.).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4.[8] 邵洵美因喜爱绘画,其间又到法国学画,结识了在大茅屋艺术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创作的常玉,同时也认识了在巴黎法国美术学院的油画家徐悲鸿(1895-1953)、艺术教育家杨秀涛(1896-1979)、美术教育家张道藩(1897-1968)、留学巴黎法政学校的谢寿康(1897-1973)、油画家、雕塑家江小鹣等人,并结成了一个文人社团“天狗会。也正因为这段海外的交往,常玉作为邵洵美的四位伴郎之一,参加了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