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怀柔天下，后宫往往三宫六院，众多妃嫔各有子嗣血脉。而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却是个异数，和独孤皇后感情“相得”，一往情深，甚至“誓无异生之子”。文帝曾向独孤发下重誓，保证不让其他妃嫔侍妾雨露均沾，今生今世只和独孤生儿育女。文帝终生恪守这一承诺，五个儿子即长子太子杨勇、二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都是独孤一脉所生。

　　文帝之所以如此，除了和独孤的感情因素外，也与他对皇家伦理的独特看法有很大关系。隋朝建国之初，文帝曾对大臣们讲，“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历代帝王家之所以纷争不断，鸡犬不宁，经常上演骨肉相残的保留剧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子们同父不同母，前朝的夺嫡之争往往和后宫的争宠宫斗勾连在一起。文帝认为，至少在理论上，如若皇子们一母同胞，争斗之心会相对弱化。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文帝对自家儿郎颇为自得，“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朕的五个儿子全部是一母所生，一奶同胞，是同父同母的真心兄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争，为亡国之道邪”，我杨隋断不会如前朝一样因兄弟争位导致家国衰亡，我大隋天下定能一世二世乃至万万世。

　　只可惜文帝的这一政治宣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由于他和独孤皇后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失误，不但未能将“五子同母”的血缘优势，转化为兄友弟恭的政治优势，而且酿就兄弟相杀的家庭悲剧，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兴的隋朝二世而亡。

　　太子被废 晋王夺嫡

　　杨坚对长子杨勇本来极为看重，早在北周时期，他以随公的身份辅政时，便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杨勇为世子。开皇元年（581）二月十四，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登基称帝建立隋朝，两天后即于二月十六立杨勇为皇太子。文帝为培养杨勇的行政能力，“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让其全面参与朝廷军国事务的决策和死刑以下案件的核准。当时突厥威胁京师长安，杨勇曾带兵驻守咸阳防备。开皇四年（584）闰四月间，文帝曾派杨勇镇守洛阳。开皇十六年（596）正月，文帝又册封杨勇的七个儿子为王。

　　开皇年间，北齐旧境山东地区户口档案管理混乱，文帝有意派人去清查户口，并迁徙山东人口到北方边境充实边防。当时山东民心不稳，此举一出，必将引发民情汹汹。杨勇及时上书劝谏文帝改弦更张，安定百姓，文帝“遂止”。此事之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帝每纳之”，杨勇经常针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建议，文帝也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所有这些，显示出无论是在朝政决策、司法审判，还是在军队事务上，文帝都给予了杨勇极大的信任，让其放手去做。但随着文帝打造出“开皇之治”，赢得前所未有的威望后，逐渐变得敏感多疑，猜忌心日益严重，要尽一切可能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整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有奸臣想害朕，任何疑似触犯其皇权的行为都被制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杨勇，自然成为其压制防范的主要对象。

　　有年冬至，朝廷百官按照制度惯例到东宫晋见皇太子，恭贺新节。杨勇张灯结彩，举行礼乐仪式，接受百官祝福。文帝对这一礼节心知肚明，往年也都没说什么，这年却在朝会上明知故问：“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前几天冬至听说你们集体去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数？）

　　文帝此言，明显是责备大臣只知太子不知天子。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之间无人敢回话。只有主管礼制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副长官太常少卿辛亶回道，“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陛下此言差矣，臣等去东宫是恭贺新节，不是朝见集会。听闻此语，文帝当即发怒，“改节称贺，正可三数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征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东宫如此，殊乖礼制”，如果是道贺，三五成群去即可，你们却是统一组织，集体动作；皇太子还在那穿着朝服接待，这不是朝见是什么？东宫如此行事，不但违背礼法，更是没把朝廷规矩放在眼里。

　　就在这次朝会上，文帝下诏，禁止百官冬至再赴东宫朝贺，“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杨勇“自是恩宠始衰”，由此逐步失去圣眷恩宠父爱眷顾。文帝对其“渐生猜阻”，开始采取措施剪除太子羽翼，首当其冲的就是杨勇掌握的东宫卫队。

　　文帝以整顿京城禁卫军为名，下令将东宫卫队中的精锐悉数调往皇宫卫队。开国元勋、杨勇的保护人宰相高颎劝文帝：精锐全被调走的话，那东宫防卫力量就太薄弱，谁来保护皇太子的安全？文帝当即“作色”，说自己经常出宫巡视，没有高手警卫保护，怎么能行！“太子毓德春宫，左右何须壮士”，太子在东宫修身养性即可，要什么勇士保卫！文帝直截了当地告诉高颎：太子东宫保留强大卫队，“此极弊法”，本身就是不合规矩的弊政，必须改革。既然你觉得太子人身安全重要，那就从朕的皇宫警卫中抽调人马去保护太子。以后无论是皇宫禁卫，还是东宫卫队，都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这样，文帝就顺势剥夺了太子的军权。不但如此，文帝还借此敲打高颎:你之所以如此替太子出头，还不是因为你俩是儿女亲家，你家儿子娶了太子女儿。朕圣明烛照，什么都看得透透的，你不要走前代权相走过的结党乱政歪路。

　　文帝对长子杨勇的态度，给二子晋王杨广提供了机会。杨广其人，“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行事聪明，反应敏捷，性情稳重。“好学，善属文”，喜欢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敬接朝士，礼极卑屈”，和朝臣来往恭敬谦卑，非常擅长打造良好形象，营造声名舆论，“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成为太子最强有力的挑战者。杨广还取得了当时文帝独孤最宠幸的大臣、朝中排名仅次于高熲的杨素之支持。杨广要夺嫡，杨素要取高熲而代之夺取宰相之位进而专擅朝政，二人一拍即合。

　　在杨广、杨素的苦心经营下，高颎被罢相，杨勇失去朝中重臣支持。在杨广的精巧伪装下，文帝和独孤皇后对杨勇愈发不满，对杨广愈加疼爱，逐渐生出用杨广取代杨勇之心。杨勇“颇知其谋”，虽然察觉到了杨广的夺嫡阴谋，可“计无所出”，打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击，只有“造诸厌胜”，祈求上天保护。但日渐失去父母欢心的他，已经无力回天。

　　终于，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文帝身着戎服，在武德殿布列重兵，召集文武百官和宗室子弟议事。在这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中，文帝宣布以奸佞乱政的罪名，废黜杨勇太子之位，其子女封王封公主者，一律废为庶人。

　　宣诏完毕，杨勇对父皇没有一句怨愤言语，对陷害他的二弟亦无批评指责，只是感谢父皇不杀之恩，“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他明白，大殿之上，众人面前，必须保全君父颜面，他只能用一人的牺牲去承受家庭的悲剧。说罢，杨勇“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向父皇叩头拜过。满朝宗室文武，“莫不闵默”，只能战战兢兢，无声悲悯。

　　十一月初三，文帝立杨广为太子，当天“天下地震”。文帝对杨勇、杨广的选择中，已经悄然埋下隋朝日后国运的伏笔。刚刚入主东宫的杨广明白，大哥被废的重要原因就是储君威仪过于逼近皇帝威严。他很乖巧地主动向文帝要求贬抑太子礼仪，“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将之前太子冠冕上和天子同样颜色的白珠，改成三公诸王的青珠，其他服饰车马器用等，也都降低一等，明确规定东宫僚属不得对太子称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称臣的对象只能有一个，就是天子。十二月初三，文帝下诏批准，二儿子果然比大儿子识趣，看来这个接班人是选对了。

　　为表示对杨广的信任，文帝交给他的第一件重要任务就是看管废太子杨勇。文帝此举，只能是把杨勇往绝路上逼。被软禁期间，杨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多次上书请求当面向父皇诉说冤屈，所有奏章无一例外都被杨广扣下。杨勇走投无路，“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只有爬到树上，对着皇宫哀嚎呼叫，希望父皇能听到自己的声声悲鸣。文帝心有戚戚，杨素一句话就把杨勇踹进谷底，“言勇情志昏觅，为癫鬼所著”，说杨勇这是被厉鬼缠身，神经错乱，“不可复收”。文帝“以为然”，竟然选择相信了杨素的这套说辞，“卒不得见”，父子二人再也未能见上一面。

　　直到仁寿四年（604）七月，病榻之上的文帝在忠于杨勇的柳述、元岩等人劝说下，幡然醒悟，意欲召回杨勇，重立为太子，可惜大势已去。杨广杨素迅速带兵进宫，按下文帝驾崩的快进键。七月十三，文帝去世。七月二十一，杨广即位，随即下诏让杨勇自杀。杨勇拒绝服毒，遭“缢杀之”。

　　杨勇不是文帝家庭悲剧的第一个牺牲品，在他之前，有三弟秦王杨俊；在他之后，还有四弟蜀王杨秀，五弟汉王杨谅。

　　秦忧蜀惧 汉王叛乱

　　杨俊小时候受父母影响，很是沉迷于佛教，甚至“尝请为沙门”，要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杨坚独孤当然“不许”。杨俊只有留在尘世建功立业，先后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秦州总管。灭陈之战，他出任山南道行军元帅，为隋朝统一立下大功，又先后镇守扬州、并州（今天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帮助父皇安定四方。当然，如果杨俊能提前知道他最终的人生走向，一定会宁可忤逆父母之命，也要在佛祖前青灯黄卷，了此一生。

　　当上并州总管后，杨俊“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逐渐贪图奢侈享乐，追求超标准的生活待遇，在并州大建宫苑别墅。杨俊还颇为“好内”，惹怒了妒忌心颇强的王妃崔氏。崔氏是隋朝著名酷吏崔弘度之妹，长安百姓有“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之说，意为宁可喝下三大升苦酒，也不愿落到崔弘度手上。其兄如此，其妹可想而知。崔氏生性极为彪悍，打翻醋坛子不算，还“于瓜中进毒”，要毒死夫君。可能是剂量不够，杨俊没有一命呜呼，而是一病不起。并州医疗条件有限，杨俊就回到长安医治，这下他在并州的那些事就纸包不住火，全都露馅了。

　　文帝听说儿子生病是因为被王妃崔氏下毒后，就于开皇十七年（597）七月十三下令赐死崔氏，同时以“奢纵”的罪名，罢免杨俊所任官职。有大臣劝文帝，杨俊不过是多花了点钱，多盖了几间房，多纳了几个妾，不是什么大事，如此处理太过严酷。文帝不为所动，认为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对皇子网开一面，“何不别制天子儿律”，那还不如直接另行为皇子私人定制专门法律，自己身为天下君父，“安能亏法乎”。

　　平心而论，文帝此举不能算失当，杨俊“奢纵”，必须依法处置，以儆效尤。但问题是，文帝对杨俊的后续处理过于无情。当时杨俊还在病中，尚未痊愈，连忙上书向父皇谢罪，隐隐然有请求宽恕的意味。这本是人之常情，文帝却派遣使者劈头盖脸的将其训斥一通，“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简直把儿子当成了不可雕的朽木。杨俊眼看父皇要放弃自己，吓得“凓怖，疾遂笃”，病情转而加重，三年多都未见好转，文帝一直放任不管。

　　到了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杨俊病势愈发沉重，文帝这才给了他个“上柱国”的虚衔，算是部分恢复政治待遇，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杨俊便在忧惧之中走到人生尽头。文帝听说儿子去世，丝毫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只到秦王府“哭之，数声而止”，勉强发出几声哭腔，也不知有没有几滴眼泪。杨俊尸骨未寒，文帝就在秦王府下令将其平生所用奢侈之物全部焚毁，等于是在灵前公然羞辱刚去世的杨俊。

　　更有甚者，秦王府僚佐请求给杨俊立碑，文帝直接否决，“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表示杨俊根本没有资格立碑，就算立，将来也是给人家做踏脚石。羞辱死去的儿子还不算，文帝还把怒气发泄到活着的两个孙子身上，剥夺了他们继承王爵的权力，也不让他们以杨俊儿子的身份主持丧礼，丧主由王府官员担任。

　　三子杨俊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的太子位。不久，蜀王杨秀又撞到了父皇的枪口上。

　　杨秀其人“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性情刚猛，长期镇守各地，为家国尽心尽力。但也和杨俊一样，“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这就给人留下了政治把柄。杨广当上太子后，杨秀“意甚不平”，很是看不惯。杨广就先下手为强，“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让杨素出面罗织杨秀罪名。文帝偏听偏信，“遂征秀”，于仁寿二年（602）征召在蜀地的杨秀回京师问话。

　　父子见面后，文帝一句话也不搭理杨秀，不听其辩解，直接认定了他违法犯罪的所谓“事实”，第二天又派使者严加训斥。杨秀跪下谢罪，文帝毫不宽宥，“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遣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表示当年处理杨俊时还有舐犊之心，手段还算轻的；而今对杨秀要收起父子之情，用人君之道绳治，直接将杨秀交给司法部门论罪。

　　文帝对亲生儿子如此无情，大臣庆整都看不下去了，劝谏文帝，“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见子无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陛下您五个儿子，已经病死一个，废掉一个，只剩三个了，难道要赶尽杀绝吗？那可是您的亲骨肉！蜀王性子耿直，心理压力过重，会把他给逼死的。文帝听后，“大怒”，要割掉庆整的舌头，后虽作罢，但又威胁群臣，再敢求情，“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群臣噤若寒蝉，文帝遂将案件交由杨素审理。而杨广杨素是一体的，这就等于将四儿子又交给二儿子处理。

　　杨广决定彻底终结四弟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派人制作一个木偶，捆绑双手，钉死心脏，还在上面写上文帝和五弟汉王杨谅名字，另写“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字样，等于是诅咒杨坚、杨谅早日升天，永世不得翻身。制作完毕后，杨广派人将木偶埋到华山脚下，杨素又顺理成章地挖了出来，再加上伪造的杨秀起兵造反檄文，一并呈奏给文帝。

　　文帝见后，捶胸顿足，“天下宁有是邪”。十二月二十，下诏废杨秀为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准与妻子儿女见面。杨秀无罪被废，“愤懑不知所为”，只有上书请求宽恕。文帝不听，下诏公布杨秀谋反的十大罪状，表示“我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公开断绝与杨秀的父子关系。此后杨秀长期被幽禁，直至隋朝灭亡被宇文化及杀害。

　　杨秀被废后，文帝五子中，除已立为太子的杨广外，就剩汉王杨谅一人。杨勇遭废时，杨谅“居常怏怏”；杨秀被幽时，杨谅“尤不自安”。杨谅的这一系列表现，都指向杨勇、杨秀两案的始作俑者——二哥杨广，而杨广自然不会放过仅存的政治威胁——五弟杨谅。文帝刚驾崩，杨广就用文帝的名义征召杨谅进京。杨谅一看诏书上没有他事先和父皇约定的暗号，就知京中已发生不测事件，遂举兵造反。杨广派杨素率军镇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平定，随后开除杨谅宗室属籍，最后将其幽禁而死。

　　至此，文帝的家庭悲剧终于在小儿子身上谢幕。五个儿子，四个死于非命，只剩二子杨广为家国送终。

　　而杨广亦未逃出劫数，骨肉相残的悲剧还在他身上继续延续。杨广登基后，因事与二子齐王杨暕产生嫌隙。杨暕“素失爱于帝”，父子“恒相猜忌”，都认定对方要搞死自己。宇文化及江都弑逆时，杨广刚开始竟然认为是杨暕发动兵变。杨暕被乱兵杀害，直到人头落地，一直认为是父皇派人杀他。史载，“父子至死不相明”！

　　上梁不正 偏心骄纵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的家庭内部关系上，文帝父子之间的相怨相杀最为酷烈，骨肉相残最为无情，所引起的后果也最为严重。追根溯源，这和作为父母的文帝独孤夫妇有莫大的关系，他们难辞其咎。究其原因，无非是言传身教、偏心不公、放纵娇惯三个方面。

　　先说言传身教，这点文帝本身就上梁不正，他对亲情很淡漠，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很不好，甚至很恶劣。

　　文帝也是兄弟五个，二弟蔡景王杨整、三弟滕穆王杨瓚是同母亲兄弟，四弟道宣王杨嵩、五弟卫昭王杨爽是异母兄弟。杨嵩很小就夭折，没机会参与家族纷争；杨爽由文帝夫妇抚养成人，和哥嫂关系很好。而文帝和杨整、杨瓚这两个同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势同水火，形同仇敌。

　　杨整娶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太祖宇文泰外甥尉迟纲之女为妻，杨瓚娶宇文泰的女儿顺阳公主为妻，二人都是宇文泰侄子、当时执掌北周实权的权臣宇文护的心腹，是北周政权的支持者。独孤家族虽然也是北周高门，但杨坚迎娶独孤不久，岳父独孤信就被宇文护害死。因此，兄弟三人中，杨坚妻族力量最为薄弱。据杨坚自述，杨整、杨瓚“倚妇家势，常憎疾”他，甚至“几杀我”。

　　有次杨坚身体不舒服，江湖医生说他百天之后会发展成精神病，彻底疯掉，杨整、杨瓚听说后“私喜”。杨坚向父母告状，父母只是流着泪说老二老三太不像话，不知道尊重兄长，但也没有对二人有任何惩戒。杨坚遂正言告诉父母，将来自己若得了天下，一定会给两个弟弟改姓“悖”，以示悖逆人伦道德之意。按照杨坚的说法，父母“许我此言”，表示同意。父母去世后，杨整、杨瓚及其媳妇又经常在宇文护那告杨坚的黑状，想把杨坚扳倒，好夺取爵位家产。此举让杨坚大为寒心，每天下朝回家都觉得如入地狱之门。到家后也一个人默默静坐屋中，直至开饭时才出屋。这些遭遇杨坚一直铭记在心，愤愤不平。

　　在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的关键时刻，想着打虎还得亲兄弟，就让长子杨勇去邀请杨瓚相助。杨瓚“素与帝不协”，不但“不从”，还说“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认为杨坚当个国公就很不错了，想要更进一步，肯定会爬得高摔得狠，还会带来灭族之灾。杨坚掌握北周实权后，杨瓚“恐为家祸”，害怕万一事败受到牵连，甚至“阴有图帝计”，要找机会除掉杨坚。杨坚虽然“每优容之”，还在即位后封其为滕王，但仍怀恨在心。杨瓚王妃顺阳公主因妯娌间的琐事，和独孤皇后向来不睦，暗地里有诅咒之事，文帝命令杨瓚休妻，杨瓚不从，文帝就在家谱上抹去王妃名字。开皇十一年（591）八月，杨瓚跟随文帝前往长安南边的栗园，兄弟二人在树下饮酒。杨瓚刚喝一杯，就七窍流血而死，年仅44岁。“人皆以为遇鸠”，时人都认为是被杨坚毒死。

　　杨整早在跟随北周武帝东征北齐的时候就战死沙场，否则下场不会比杨瓚好。开皇年间，杨整妻子去世，儿子请求下葬其母。杨坚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后，愤愤地向大臣回忆了当年两个弟弟对自己的羞辱陷害，公然说道，“羡人无兄弟”。

　　文帝对亲弟弟如此做派，几个儿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免有样学样，相互之间缺乏兄弟亲情，全然没有兄友弟恭的和谐天伦。

　　再说偏心不公，这点突出表现在文帝夫妇对杨勇和杨广的态度上。

　　杨广篡夺东宫，本来就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况且杨勇作为太子，并无大错，文帝夫妇本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杨勇，断绝杨广的觊觎之心，但却在二人的争斗中，明显偏向杨广。文帝曾让相面大师来和给几个儿子看相，来和言杨广“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予以默认。文帝又问曾经预言他必登皇位的韦鼎，“我诸儿谁得嗣位”？当时杨勇已经是太子储君，文帝再问这话，明显是在摇动东宫，对杨勇不满。韦鼎很是聪明，回道，“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文帝对此一笑了之，“卿不肯显言邪”，亦不置可否。

　　独孤甚至亲自下场打击杨勇。独孤有次明确和高熲说，有神仙预言杨广“必有天下”，问高熲怎么看？独孤“决意欲废勇立广”后，不但自己整天在文帝身边吹枕边风，还“遗素金，使赞上废立”，以皇后身份行贿大臣杨素，让其劝文帝废长立幼。为搜集杨勇的黑材料，独孤乃至“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诬饰以成其罪”。

　　文帝夫妇如此偏心不公，等于是公开鼓励杨广大干快上，逼兄夺嫡。尤其是独孤的一系列动作，最终促使文帝下定用杨广换杨勇的决心，以致文帝临终前得知真相时，在病榻之上大叫“独孤误我”。

　　第三就是放纵娇惯。文帝对小儿子汉王杨谅“甚宠爱之”，尤其娇惯。开皇十七年（597），杨谅赴任并州总管，文帝亲自为其送行。文帝极力扩大杨谅的地盘，把西到崤山，东至大海，南到黄河，北至塞上的五十二州全部划为并州总管防区，还“特许以便宜从事，不拘律令”，给予其临机专断之权，不受朝廷法度约束。杨谅“自以所天下精兵处”，认为天下强兵尽在己手，又坐拥阻山带河地利之便，遂在太子杨勇被废后，生发出夺嫡的野心。文帝不仅不加压制，还放任杨谅在并州“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以致“左右私人殆将数万”，成为后来造反的重要班底。文帝对杨谅无原则无底线的宠爱，不但把他带上谋反叛乱不归路，也给国家带来一场内战。

　　文帝夫妇教子如此，导致父子反目、兄弟陌路。而他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倒把责任全部推卸到子女的不忠不孝上。斥杨勇“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骂杨广“畜生何足付大事”，诟杨俊“不知何以责汝”，咒杨秀“必以恶终”“贼子之心”“无恶不为”“豺狼之暴”，视杨谅“如笼内鸡雏”。后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些字眼是出自父母对子女的评价之口。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认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父子兄弟都不能和睦相容，遑论把百姓安危冷暖系挂心上。文帝独孤的教子无方，不仅造成家族悲剧，更把家国拖入深渊。隋朝刚刚平定江南时，“天下皆以为将太平”，初唐名相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时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隋朝刚统一时就认为“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玄龄当时也和父亲私下分析形势，指出文帝“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后来文帝父子的悲剧和隋朝国运的走势，果如房彦谦、房玄龄父子所言。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隋唐盛世的开创者，隋朝全面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本应大有作为，却匆匆谢幕，二世而亡。世人往往只把隋亡责任记在炀帝杨广的暴虐上，却没注意到这种暴虐基因，早已深刻灌注进文帝炀帝的家族内部关系中。家不齐，国如何治，天下何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