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淑娅

　　黄河流域孕育的中原讲史曲词，作为黄河文明核心腹地的独特民间艺术形式，融历史风云、英雄传奇与地域记忆于一体，成为民众“看得见的历史”和“听得见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河南讲史曲词，在历史传承中承载着活态记忆，通过构建地域文化符号（如杨家将、包公、岳飞等），深深嵌入本土文化基因，以民间叙事强化民众对河南地域的情感共鸣与认同，最终成为维系河南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一、历史渊源：从中原沃土生长的“活态史诗”

　　中原讲史曲词根植于黄河文化沃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先秦时期的雏形初现，到汉唐的持续演进，再到北宋的繁荣普及，最后在元明清时期形成了体系化的传统，构成了脉络清晰、层层递进的发展轨迹。

　　先秦时期，《诗经》中的“雅”“颂”史诗（如《生民》《公刘》）为其源头，在河南商周都城的祭祀中具备“诵史”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瞽矇诵史和俳优讽谏传统，奠定了“以史为鉴”的基础；汉唐时期，由于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讲史曲词逐步发展，唐代变文《伍子胥变文》等作品传播了与河南相关的历史事迹；北宋定都开封后，讲史艺人崭露头角，苏轼所言“闾巷小儿听三国事”证实了讲史的民间普及；到了元明清时期，讲史曲目逐渐形成体系，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二、地域符号：曲词中的河南历史地理印记

　　中原讲史曲词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对河南地域文化符号的深度融入。从商周至明清，曲词内容始终围绕河南境内的历史事件、地理景观与文化记忆展开，形成了一部“用说唱写就的河南史”。

　　（一）“历史现场”的地理锚定

　　中原讲史曲词以河南的地理空间为“历史舞台”，将传说与史实紧密结合，赋予历史发生地鲜明的现场感，进而强化文化认同感。

　　各时期的讲史曲词紧密围绕河南的核心地理展开叙事：在传说时代，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原黄河流域，如《尧王访贤》《尧舜让位》等禅让传说；商周时期，安阳的殷墟（《比干挖心》）、鹤壁的朝歌（《反朝歌》）、洛阳洛邑（《周平王东迁》）等地成为王朝兴衰的见证；东周时期，洛阳王城（《烽火台》）、新郑（《郑庄公掘地见母》）和商丘（《弦高犒秦师》）等地演绎诸侯争霸；秦汉时期，荥阳（《火烧纪信》）、南阳（《王莽撵刘秀》《喝麦仁》）和洛阳串联起楚汉相争与东汉龙兴的历史画面；三国时期，许昌（《捉放曹》）、南阳（《三顾茅庐》）聚焦曹魏权谋与卧龙智慧；隋唐时期，滑县瓦岗寨（《瓦岗寨》）和洛阳（《罗成算卦》）再现隋末起义与唐兴历程；宋代则以开封（《包公案》系列）、汤阴（《岳飞传》）、陈州（淮阳，《陈州放粮》）承载正义与忠勇的历史记忆。

　　这些讲史曲词通过深入融入河南的地理景观，将抽象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场景。殷墟甲骨、朝歌城墙、洛阳宫阙、开封瓦舍、汤阴岳飞庙等地理符号，不仅成为曲词叙事的舞台，更是民众理解历史与认同地域的重要“锚点”。这种“地理锚定”使中原讲史曲词不仅仅是历史的叙述，它成为了“用说唱写就的河南地理志”，将河南每一寸土地的历史记忆与民众情感紧密相连，进一步强化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二）地域文化精神符号

　　中原讲史曲词通过典型人物与故事，提炼出忠义、清官、抗争三大核心价值符号，成为历史记忆与民众价值观的浓缩载体。忠义符号以杨家将为代表，曲目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将“满门忠烈”家族史与“河南守边”的地域记忆深度结合，传递保家卫国、世代相传的忠义精神；清官符号则聚焦包公，《铡美案》等曲目依托包公作为开封府尹的身份，将其塑造为“天下公道”的象征，承载民众对正义的向往；抗争符号则围绕汤阴人岳飞展开，《岳母刺字》等曲目塑造了“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朱仙镇抗金主战场的场景更让岳飞的抗争精神成为集体记忆和精神图腾。

　　这些符号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更将忠义、正直与抗争等精神内核深深嵌入河南地域文化的基因中，成为民众认同和精神传承的重要纽带。

　　三、认同建构：民间叙事中的集体意识凝聚

　　中原讲史曲词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民众以“民间视角”对历史的重构。这种重构塑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集体意识，成为文化认同的“粘合剂”。

　　（一）选材的“民间立场”：聚焦“民众心中的历史”

　　讲史曲词选材的核心是回避帝王将相的“家谱式”叙事，转而选择能引发民众情感共鸣的“历史片段”，如商周聚焦“武王伐纣”（正义推翻暴政）、两汉侧重“楚汉相争”（平民英雄崛起）与“刘秀复国”（南阳起兵本土叙事）、唐朝浓墨重彩于“瓦岗寨起义”（河南本土反隋力量）、宋朝以“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抵御外侮）及“包公断案”（为民伸冤）为核心，通过关注“正义与非正义”“忠与奸”“民与官”的矛盾，契合民众对“公平、忠义、家国”的朴素追求，正如《齐姜醉遣》中齐姜以“晋国江山重”劝重耳舍私情复国，体现民众对“家国大义”的价值排序。

　　（二）情节的“虚实相生”：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融合

　　曲词对历史的“改造”，本质是地域文化心理的投射。《吃麦仁》将刘秀流亡南阳得村妇赠粥的故事传说化，结合“帝王落难”与“河南民助”，塑造河南民众“豪爽慷慨”的群体形象；《临潼会》虚构春秋“十八国临潼斗宝”中伍子胥在河南衡山脚下大战柳展雄的情节，通过“英雄相惜”暗合中原民众对“侠义精神”的崇拜；《月下盘貂》将貂蝉重塑为“为国除奸”的义女，其“奔深山隐姓名”的结局体现民众对“女性智慧与气节”的肯定。

　　这些“改造”使历史事件成为地域文化的“隐喻”，让民众在艺术想象中获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三）人物的“理想化”：道德楷模与价值标杆

　　讲史曲词中的人物形象多为“完美人格”的化身，其特质与河南地域文化心理高度契合：岳飞以“枪挑小梁王”“大破金兀术”的战绩及“事母至孝”“爱民如子”的品质，成就“忠烈极致”形象，“精忠报国”精神升华为河南乃至中华民族的道德符号；包公从“微服私访”到“不畏权贵”，被抽象为“正义的化身”，“开封府”成为超越时空的“公平正义”象征；杨门女将则以穆桂英“阵前招亲”、佘太君“百岁挂帅”等情节突破传统性别桎梏，塑造河南女性“勇武、自主、爱国”的群体画像。这些理想化人物承载着民众的价值追求，通过代际传唱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认同，共同构成河南地域文化中忠义、正义与女性力量的核心符号。

　　四、当代价值：活态传承与文化认同的新路径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语境下，中原讲史曲词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对非遗的保护，更是增强河南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其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历史教育的“民间教材”

　　讲史曲词以“通俗化、趣味化”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弥补了传统教育的局限。例如：《东周列国志演义》通过“郑庄公掘地见母”（《黄泉会》）、“赵氏孤儿”（《搜孤救赵》）等曲目，将复杂的春秋历史转化为“孝道”“忠义”的故事，成为青少年历史启蒙的生动素材；《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卖马”“瓦岗寨聚义”，以“英雄落难—仗义相助—建功立业”的叙事模式，传递“诚信”“侠义”等价值观，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呼应。

　　（二）文化旅游的“IP资源”

　　讲史曲词中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可转化为地域文旅的核心IP。例如：开封以“包公断案”为主题打造的“清明上河园包公巡案”实景演出；安阳依托《封神演义》开发的“殷墟—朝歌”文化旅游线路；汤阴围绕“岳飞故里”建设的“岳飞庙—精忠报国”研学基地。这些尝试将“无形曲词”转化为“有形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河南文化魅力，强化地域认同。

　　（三）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

　　讲史曲词蕴含的“家国情怀”“抗争精神”“道德坚守”等精神，是当代河南文化自信的核心精神根基。这些精神通过非遗创新传播、抗疫实践与社会奉献等当代转化，深度融入现实生活，印证了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成为凝聚地域认同、提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如河南非遗传承人将“家国情怀”转化为抗疫创作，如河南坠子传承人陈胜利的《万众同心战疫情》、河洛大鼓传承人尚继业的《打赢病毒阻击战》，以传统唱腔讲述抗疫故事，成为基层防疫宣传的“声援利器。

　　结语：黄河奔流处，曲词映初心

　　中原讲史曲词作为黄河文化孕育的“口头史诗”，在河南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以河南历史为经、民间智慧为纬，编织出一部“活态”的地域文化史。从北宋瓦舍的“说三分”到当代直播间的“唱岳传”，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艺人记载到《曲艺志》的系统整理，讲史曲词始终是河南民众表达情感、凝聚共识、传承精神的重要载体。

　　在当今文化认同愈加重要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其中的地域文化符号，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能让这一古老艺术“活起来”，也为河南地域文化认同注入新活力——每一段曲词的吟唱，都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深情回应，是黄河岸边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

　　作者简介：陈淑娅，社旗县人，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原文化。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曲词文学与中原民俗文化精神交融互动研究”编号：2024XWH134课题研究成果。